突如其来的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给社会方方面面产生了诸多影响,艺考难免不在其中。按照教育部的要求,为防止校考引发大规模人员流动和聚集, 2020年高考前各大艺术类招生大学不组织现场校考。事实上，之前有的艺术类高校艺考招生方案已经做出决定,直接按照高考成绩录取。比如，编导名校，北京电影学院的重点专业，戏剧影视文学（编剧）就按照文化课排名录取，这在北电的建校史上是少有的。
纵观疫情下的特殊艺考各院校招考方案，某些编导专业的招考调整可能只是一个权宜之计，尤其是对于北电、中戏、中传等大学的专业性较强的导演、编剧专业而言，完全按照文化课招考几乎不可能。实际上，任何一种决策,都是权衡与妥协的结果,其影响必然是两面的。录取政策的改变,对于文化素养和艺术能力兼具的考生而言,或许没有实质影响。对于艺术上确有天赋,但文化课成绩一般甚至较差的考生而言,或许因此而与艺术殿堂擦肩而过。又或许,还有一些考生,艺术才能平平,却因专业调剂而误入艺术之门。当然,对于那些想通过短期艺术培训“走捷径”读大学的考生而言,倒是关上了投机取巧之门。因此,我们在评价这一权宜之计时,需要关照考生个体可能受到的影响,却不能以个别考生作为评价标准,而应该从我国艺术人才培养的目标和功能入手,做出相应的思考。
人文素养是艺术人才成长的必要条件,艺术是“技”的锤炼,更是对“道”的追寻。很难想象,一个人文素养不高的艺术专业学生,可以仅凭技巧的娴熟而成为一名高水平的艺术家。相反,高明的艺术家的创作实践倒是用娴熟、独到的技艺表达自己的文化理念。需要指出的是,我们所说的人文素养,不是仅指读了多少本经典名著,背了多少首唐诗宋词,这只是知识的储备,而知识变为素养,需要消化以及内化的过程。除此之外,人文素养还包括从阅历中得来的“知识”,以及随之形成的关于自然、历史、世界和人生的思考。有了这样的文化素养,才能真正把握艺术的血脉和源流,也才能为艺术创造奠定根基。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文素养并不外在于技艺。
按照这一本体要求来看，今天很多考生都正在被所谓的“文常”死记硬背备考模式所误导，甚至很多孩子在长达数月的编导艺考培训班学习中，“全神贯注”于文常背诵。艺术技艺的高阶段学习和领悟,本身也需要人文素养作为基础。我们品读黄宾虹、谢无量等书画大家的艺术人生，理解电影史上如威尔斯、黑泽明、伯格曼、特吕佛等大师作品,会发现他们的艺术成就正是建立在扎实深厚的文化素养之上的。
当然,笔者所说的“人文素养”不是指文化课,无法也不可能在高中阶段完成,更不可能通过艺考文化课得到全部检验。然而,文化课及其权重的存在,代表了社会对艺术人才培养的一种态度,也是引领艺术行业发展的刻度尺和指挥棒之一。它警示以为艺考“容易”、是上大学“捷径”的考生,丢掉投机取巧的幻想,同时也提醒每一个有志于从事艺术工作的人,必须重视自身人文素养的修炼。而使人文观念蔚然成风,又可以改善带有应试教育色彩的文化课,形成更加科学合理的人文素养考察方式和机制。
2020年编导艺考院校的专业录取政策的调整,还给大学提了个醒,即应该改进艺术专业课程设置,加强人文素养课程的比重,完善这些课程的教学方式。我们知道,即便对于艺术人才的培养而言,高考录取也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对于艺术家养成就更是如此。离开了高考的语境,哪一门是文化课,哪一门是专业课,事实上很难完全区分。
转移到高等院校艺术人才培养的语境中,以文史哲为基础的人文素养,以及政治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对于艺术人才的培养至关重要。这也是中国传媒大学自2019年以来初试改革以文史哲为主导考察内容的重要依据，添加北京影向编导名校私教小课微信yingxiangbiandao关注朋友圈查阅中传初试备考资料。总之,艺术院校的人文素养课很有必要,特别是对于综合性大学而言,为艺术专业开设文化课,有着先天优势,更应把学科荟萃的长处用于人才培养之中。
如前所述,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带来的艺考方式的调整,可能是权宜之计,其中却蕴藏着新的艺术人才培养模式的萌芽,未尝不可以经过调适和完善后转化为艺术教育和人才培养的制度设计。
